明朝的那些事儿 十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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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要知道，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，先是徐阶斗严嵩，过几年，高拱上来斗徐阶，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，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。今天是七品言官，明天升五品郎中，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。

    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，世事无常，跟着谁都不靠谱，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。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，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，先当修撰，再当左庶子。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，还主持过几次讲学（经筵），教过一个学生，叫做朱翊钧，又称万历。

    俗语有云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一晃十年过去，经过无数清洗，到万历元年，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，冲在前面的，基本上都废了。

    就在此时，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，对他说，跟着我走。

    这一次，申时行不再沉默，他同意了。

   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。

    申时行很老实，但不傻。这十年里，他一直在观察，观察最强大的势力，最稳当的后台，现在，他终于等到了。

   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，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，一年后，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

    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张居正的爹死了，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，但也得回家埋老爹。为保证大权在握，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，任东阁大学士。

   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，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。

   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，他才发现，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——凑数。

   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，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，脾气也大，平时飞扬跋扈，是不折不扣的猛人。

    一般说来，在猛人的身边，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当敌人，要么当仆人。

   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他很明白，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，只喜欢一种人——听话的人。

    申时行够意思，张居正也不含糊，三年之内，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，少傅兼太子太傅（从一品）。

   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，张居正且不说，他前头还有张四维、马自强、吕调阳，一个个排过去，才能轮到他。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，依然是遥不可及。

   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，他已经等了二十年，不在乎再等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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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不用等十年，一年都不用。

    万历十年（1582）张居正死了。

    树倒猢狲散。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，开始反攻倒算，重新洗牌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，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。

    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34;混功。

    作为内阁大学士，大家弹劾张居正，他不说话;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，他不说话;抄张居正的家，他也不说话。

    但不说话，不等于不管。

   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，抄家抄出人命后，他立即上书，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。还分了一套房子，十倾地，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。

    此后，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，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。

   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，偏偏拿他没办法。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，左右逢源，任何把柄都抓不到。

   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，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，在张四维看来，他有很多时间。

    然而事与愿违，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就得到了一个消息——他的父亲死了。

    死了爹，就得丁忧回家，张四维不愿意。当然，不走倒也可以，夺情就行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，且不想被人骂死，张四维毅然决定，回家蹲守。

    三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

    此时，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，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，等张四维回来。

   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，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，胜利出关，却突然病倒了。病了还不算，两个月后，竟然病死了。

    上级都死光了，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，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，走上了首辅的高位。

    一个新的时代，将在他的手中开始。

    取胜之道

    就工作能力而言，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，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，但在他的时代，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。

    因为要当牛人，其实不难，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，你就是最牛的牛人。

   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，给胡适鞠过躬，哪怕就是个半吊子，啥都不精，只要等有学问、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，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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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，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: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，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;其次，他很会做人，平时人缘也好，许多大臣都拥戴他;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，当上了大领导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
    不过，只是似乎而已。

    所谓朝廷，就是江湖。即使身居高位，扫平天下，也绝不会缺少对手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什么都会缺，就是不缺敌人。

    张四维死了，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，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    而这个敌人，是万历一手造就的。

    张居正死后，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。没人敢管他，也没人能管他，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。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。

    但在此之前，他还必须做一件事。

    按照传统，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，必须把他彻底搞臭，消除其一切影响，才算是善莫大焉。

    于是，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。

   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，吃亏最大的是言官。不是罢官，就是打屁股，日子很不好过，现在时移势易，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。

    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三月，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，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，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。

   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，因为张嗣修中第，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，而张居正死后，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。都折腾到这份上了，还要追究考试问题，是典型的没事找事。

   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事实上，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。

   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，却并非没脑子，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，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，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，

   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: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，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。

    也就是说，打击张嗣修，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，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，把他拉下水，一箭双雕，十分狠毒。

   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。

   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，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，说考卷都是密封的，只有编号，没有姓名，根本无法舞弊。

   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，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   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，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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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明代的言官中，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都是团伙作案。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，总有一拨言官。

    丁此吕失败了，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，合计三双。

    这三个人的名字，分别是李值、江东之，羊可立。在我看来，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。

   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，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，还很铁。

    李、江、羊三人，都是万历五年（1577）的进士。原本倒也不熟，自从当了御史后，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（骂人）走到了一起，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。

    之所以说新一代，是因为在他们之前，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，即大名鼎鼎的刘台、赵用贤、吴中行。这三位仁兄，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，十分凑巧的是，他们都是隆庆（1571）五年的进士，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。

   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，大家都捧张居正，他们偏骂，这叫义愤。后来的三位，大家都不骂了，他们还骂，这叫投机。

   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，李植就冲了上去，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。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，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，贬低言官。

    话音没落，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，舆论顿时沸沸扬扬。

    对于这些举动，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:丁此吕已经滚蛋了，你们去闹吧，还能咋地?

   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几天以后，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，命令丁此吕留任，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（负责出考题）的职务。

   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。

   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，对于张居正，万历的感觉不是恨，而是痛恨。这位曾经的张老师，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，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。

    支持张居正的，他就反对，反对张居正的，他就支持!无论何人、何时、何种动机。

   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，上次赶走丁此吕，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，现在面子都给过了，该怎么来，咱还怎么来。

    申时行明白，大祸就要临头了:今天解决出考题的，明天收拾监考的，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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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情况十分紧急，但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，他并不发文反驳，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，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。

    几天之后，他终于上疏，却并非辨论文书，而是辞职信。

    就在同一天，内阁大学士许国、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，希望回家种田。

   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，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璘、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，挽留申时行。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，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，把张居正整顿到底，但为维护安定团结，拉人干活，只得再次发出谕令，挽留申时行等人，不接受辞职。

   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，首先是安慰申时行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，你也别走了，老实干活吧。

    此外，是告诉江、羊、李三人，这事你们干得不错，深得我心（否则早就打屁股了），但到此为止，以后再说。

   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，这一切，只不过是热身运动。

    问题的根源，在于铁三角。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，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: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，李植任太仆寺少卿，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。

   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，算是助理弼马温，正四品。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，是个肥差，正五品。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，是机要部门，从五品。

    换句话说，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，却并不大，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:给你们安排好工作，小事来帮忙，大事别掺和。

   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，没明白其中的含义，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。虽然职务不高，权力不大，却都很有追求，可谓是手攥两块钱，心怀五百万，欢欣鼓舞之余，准备接着干。

    而这一次，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打算捏软柿子，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——潘季驯。

    可怜潘季驯同志，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。说到底，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，高拱在时，他干，张居正在时，他也干，是个标准的老好人，无非是看不过去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成了打击对象。

    话虽如此，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，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，还干着司法部部长（刑部尚书），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。

   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，就彻底终结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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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，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。只说了两件事——张居正当政时，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，经常走动，张居正死后抄家，他曾几次上书说情。

    这就够了。

    申时行的亲信，不要紧;个人问题，不要紧;张居正的同伙，就要命了。

    没过多久，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，从部长一踩到底，回家当了老百姓。

   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，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。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，为潘季驯求情，却被万历驳回，还罚了一年工资。

    有皇帝撑腰，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，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，而且下手也特别狠，明的暗的都来。先是写匿名信，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，准备修理李植、江东之。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，不断发起挑衅。

    部长垮台，首辅被整，闹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是人人自危，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。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，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，站出来大吼一声:

   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，才肯干休吗（尽行罢斥而后已乎）?!

   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，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，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。

    面对漫天阴云，申时行十分之镇定，既不吵，也不闹，怡然自得。

   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以这位仁兄的脾气，免不了先回骂两句，然后亲自上阵，罢官、打屁股，搞批判，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。刘台、赵用贤等人，就是先进典型。

   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，申时行不如张居正，但在这方面，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。

    申首辅很清楚，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。而像刘台、江东之这类人，除了嘴皮子利索，口水旺盛外，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。和他们去较真，那是要倒霉的，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，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，战胜敌人。

    所以在他看来，李植、江东之这类人，不过是跳梁小丑，并无致命威胁，无须等待多久，他们就将露出破绽。

    所谓宽宏大量，胸怀宽广之外，只因对手档次太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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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，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八月，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。

    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，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，本打算打地基，结果挖出了石头。

    在今天看来，这实在不算个事，把石头弄走就行了。可在当时，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。

    皇帝的陵寝，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，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，也得躺得舒坦，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，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，是何居心?

    罪名有了，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，要把他拉下水，必须要接着想办法。

    经过一番打探，办法找到了: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，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，还是同乡。很明显，他选择这块破地，给皇上找麻烦，是有企图的，是用心不良的，是受到指使的。

   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，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。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，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，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，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，并借此控制朝局，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

   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，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。

    几天之后，三人同时上疏，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，申时行玩忽职守，任用私人，言辞十分激烈。

   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，申时行却毫不慌张，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，因为他知道，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。

    一天之后，万历下文回复:

    阁臣（指申时行）是辅佐政务的，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（岂责以堪舆）!?

   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，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，以观后效。

   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，他们抓破脑袋，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    归根结底，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。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，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，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，是万历。

   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，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，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。

    不过还好，毕竟算是皇帝的人，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，励精图治，改日再整。

   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，背后却又挨了一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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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此之前，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，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，反复讨论，最终拍板——王锡爵。

    这位王先生，之前也曾出过场。张居正夺情的时候，上门逼宫，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，是张居正的死对头，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，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。

   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，可惜有两点，他们不知道:其一，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，他不喜欢张居正，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。

    其二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，会试，他考第一，申时行考第二，殿试，他考第二，申时行第一。

    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——毛泽东

    基于以上两点，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，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。

   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，全称为《因事抗言求去疏》，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:

   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，就该走人（当去）!

    这下子全完了，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，但毕竟咬人在行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

    可这仨太不争气，得罪了内阁、得罪了同僚，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，再这么闹腾，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，于是他下令，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各降三级，发配外地。

   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，不动声色之间，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    和稀泥的艺术

    对申时行而言，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，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，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。

   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，除个别二杆子外，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。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，人类发展，该混就混，该干就干，只混不干的，叫做混混。

    申时行不是混混，混只是他的手段，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
    一般说来，新官上任，总要烧三把火，搞点政绩，大干特干，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，就会惊奇地发现，他的大干，就是不干。他的作为，就是不作为。

   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，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
   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，因为在很多人看来，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，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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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，因为这样干，是正确的。

    考成法，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，工作指标层层落实，完不成轻则罢官，重则坐牢，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。

    在很长时间里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，发挥了极大效用，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，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
   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，这种考成法，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
    比如朝廷规定，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，分配到浙江，是三十万，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（正五品），由其监督执行。

    浙江司接到命令，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，限期收齐。

   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，立马召集各级知府，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，限期收齐。

   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，也不会自己动手，回衙门召集衙役，限期收齐。

    最后干活的，就是衙役，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
    明朝成立以来，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，就管理学而言，还算比较合理，搞了两百多年，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
    考成法一出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
   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，地方执行，就算执行不了，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，灾荒大，刁民多，今年收不齐，不要紧，政策灵活掌握，明年努力，接着好好干。

    考成法执行后，就不行了，给多少任务，你就得完成多少，短斤少两自己补上，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
    这下就要了命了，衙役收不齐，连累知县，知县收不齐，连累知府，知府又连累布政使，一层层追究责任，大家同坐一条船，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
   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，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，不问理由，不问借口，必须完成任务。

   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，布政使压知府，知府压知县，知县压衙役，衙役……，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
   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上级压下级，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，也还能对付过去，要遇上个灾荒，那就惨了，衙役还是照样上门，说家里遭灾，他点头，说家里死人，他还点头，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，全家死绝也罢，收不上来官就没了，你说我收不收?

   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，到后来，事情越发恶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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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，工作完成越多，越快，评定就越好，升官就越快。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，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，也敢往大了报，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

   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，报了就得拿钱。于是挨家挨户地收，收不上来就逼，逼不出来就打，打急了就跑。而跑掉的这些人，就叫流民。

    流民，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，这些人离开家乡，四处游荡，没有户籍，没有住所，也不办暂住证，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
    到万历中期，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。连当时的北京市郊，都盘踞着大量流民。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，都是家常便饭。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，十分难办。

    而这些情况，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。

   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，并开辟了大量田地，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，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

    废除考成法，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。虽然是改革，却不用怎么费力，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，没人帮他出头，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。

    但下一次，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。

    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，遭遇埋伏，全军覆灭。下黑手的，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。

    事情闹大了，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，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，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。所以消息传来，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

   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非打不可了，堂堂大明朝，被人打了不还手，当缩头乌龟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，连他都觉得没面子，力主出兵。

    老板发话，群众支持，战争已是势在必行，然而此时，申时行站了出来，对皇帝说:

    不能打。

    在中国历史上，但凡国家有事，地方被占了，人被杀了，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，人人喊打，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，正义化身，然而其中别有奥秘:

    临战之时，国仇家恨，慷慨激昂，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，跟着激动一把，可谓是毫无成本，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，还能落个名声，何乐而不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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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295]

    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，你看你也急。

   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，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:

    陛下春秋鼎盛，精神强固，头晕眼黑之疾，皆非今日所宜有。

   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，到此打住，也就罢了。

    可是担忧完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:

    医家曰: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晕目眩，肾虚则腰痛精泄。

    气血虚弱，肝虚肾虚，症状出来了，接着就是分析原因:

    以目前衽席之娱，而忘保身之术，其为患也深。

   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
    所谓衽席之娱，是指某方面的娱乐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综合起来的意思是:

   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，不知收敛保养，如此下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

    说这句话的，不是万历他妈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
    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

   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

   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;如果不处理，万历又不答应。

    琢磨半天，想了个办法。

    他连夜动笔，草拟了两道文书，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，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，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，就这么算了。

    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

    事实证明，这是幻想。

   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。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，即刻动手打屁股，不得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，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

   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，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
   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

    言官们很惭愧。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，都敢上书，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?

   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，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
    [1296]

   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，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: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，不注意身体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

    但驳回去一批，又来一批。言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

    万历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，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，从犯八个月。

    对言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
    在明代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，有不同的方法: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。罚工资没用，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基本不动，罚光了都没事。

    言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
   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都消停了。

   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对此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，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
   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    事实上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，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。否则实在很难解释，整天在宫里呆着，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
    说起来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。啥也不让干，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。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
   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。火烧眉毛的事情（比如打仗，阴谋叛乱之类）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
    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   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:

    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（时作晕眩），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，您这是劳累所致啊!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历亲为（一语双关，佩服），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，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宁神（原文用词），好好保重身体。

    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
SOS小说家

　    [1297]

    对于这封奏疏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。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，却能治病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备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    但这只是错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

    事实证明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因为一般人被人劝，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不改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，陪着一起睡（同寝），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
    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
    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
   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，明代，不，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!其作者，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
    雒于仁，字少泾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都比较实在。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罗罗嗦嗦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。什么纪晓岚、刘墉，全都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34;智斗之类，大都是后人胡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（清史稿）。

   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，还有家族传统:

    雒于仁的父亲，叫做雒遵，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，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，骂过冯保;张居正得势的时候，骂过谭纶（张居正的亲信），为人一向高傲，平生只佩服一人，名叫海瑞。

    有这么个父亲，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。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，却世代不捞钱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不怕罚工资，不怕降职，看不惯皇帝了，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，写下奇文一篇，后世俗称为《酒色财气疏》。

    [1298]

    该文主旨明确，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:

    陛下之恙，病在酒色财气者也，夫纵酒则溃胃，好色则耗精，贪财则乱神，尚气则损肝。

   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，什么病呢?你喜欢喝酒，喜欢玩女人，喜欢捞钱，还喜欢动怒耍威风，酒色财气样样俱全，自然就病了。

   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，接下来的篇幅，是论据，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，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比较长，就不列举了。

    综观此文，下笔之狠，骂法之全，真可谓是鬼哭狼嚎。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，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，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，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
    更缺德的是，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（农历）底送上去的，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，就开始骂，不停地骂，没日没夜地骂，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
    骂过瘾后，就该办人了。

    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按照规矩，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。当然也不是真拜，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，申时行刚准备走人，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
    此时，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，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用言语就进了宫。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，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:（以下言语，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）

    万历:先生看过奏本（指雒于仁的那份），说朕酒色财气，试为朕评一评。

    申时行:……（还没说话，即被打断）

    万历:他说朕好酒，谁人不饮酒?……又说朕好色，偏宠贵妃郑氏（即著名的郑贵妃），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?

    喘口气，接着说:

    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之财皆朕之财!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，朕岂不知!人孰无气!

    这口气出完了，最后得出结论:

   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!

   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:

   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（说到此处，又被打断）

    万历大喝一声:

    他就是出位沽名!

    申时行傻眼了，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这幅场景，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，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这样下去，恐怕要出大事。

    于是他闭上了嘴，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
    [1299]

   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，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，琢磨片刻，稀泥和好了。

    他（指雒于仁）确实是为了出名（先打底），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，却恰恰帮他成了名，反损皇上圣德啊!

    如果皇上宽容，不和他去一般见识，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（继续戴高帽）!

    在这堆稀泥面前，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:

    这也说得是，如果和他计较，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!

    上钩了，再加最后一句:

   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，何所不容!（圆满收工）

   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
    话说到这，事情基本就算完了，申时行定定神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
    他决定趁此机会，解决此事。

   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，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:

    朕气他不过，必须重处!

   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，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，依然不肯干休，这会回过味来，又绕回去了。

   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，申时行头疼不已，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，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    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，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:

    陛下，此奏本（雒于仁）原本就是讹传，如果要重处雒于仁，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，反而做了实话啊!

    利害关系说完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:

   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，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（内阁）惩处（学名:留中），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，陛下您胸襟宽容，实在是超越千古啊（马屁与说理相结合）。

    所以以臣等愚见，陛下不用处置此事，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，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，传之后世，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，是大大的好事啊!

   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，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，所谓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在我看来，申时行做到了。

   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，他话刚讲完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:

    如何设法处他?只是气他不过!

SOS小说家

[1300]

    好话说一堆，还这么个态度，那就不客气了:

    此本不可发出，也无他法处之，还望皇上宽恕，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（即大理寺高级官员），使之去任可也。

    这意思就是，老子不和稀泥了，明白告诉你，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，也没办法处理，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，把这人免职了事，你别再闹了，闹也没用。

    很明显，万历虽然在气头上，却还是很识趣的，他清楚，目前形势下，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，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，这是默认。

    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，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，青史留名，却既没掉脑袋，也没有挨板子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，言官就是混蛋，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
   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，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，安抚了言官大臣，也没有得罪皇帝，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，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
    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，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，他都应付自如，七年间，上哄皇帝，下抚大臣，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，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，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
    然而正是这一天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，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
    因为接下来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:

   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

   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，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，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
    他所讲的事情，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，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，而这件事情，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:争国本。

    游戏的开始

   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，万历既不能执政，也不能管事，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——娶老婆。

    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经李太后挑选，张居正认可，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，并册立为皇后。

    不过对万历而言，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，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，什么偶然邂逅，自由恋爱都谈不上，某月某天，突然拉来一女的，无需吃饭看电影，就开始办手续，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，然后正式宣告，从今以后，她就是你的老婆了。

    包办婚姻，纯粹的包办婚姻。

    [1301]

    虽然是凑合婚姻，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，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。

    万历皇后王氏，浙江人，属传统贤妻型，而且为人乖巧，定位明确，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，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，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把老太太伺候好了，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   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，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，喜欢在家里办公，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，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，一旦万历找不着了，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，何时、由何人送入，在生活上，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，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。

   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，除了一个方面——她生不出儿子。

    古人有云: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，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，但既然是古人云，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，生不出儿子，皇后也是白搭。于是万历九年（1581）的时候，在李太后的授意下，万历下达旨意:命令各地选取女子，以备挑选。

    其实算起来，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，万历只有十四岁，到万历九年的时候，也才十七岁，连枪毙都没有资格，就逼着要儿子，似乎有点不地道，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，皇帝不是一般人，观念自然也要超前，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。

    但旨意传下去，被张居正挡了回来，并且表示，此令绝不可行。

    不要误会，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，不可行，是行不通。

   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，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，便下断言:如按此令下达，决然无人可挑。

    俗话说，一入候门深似海，何况是宫门，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，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，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，谁也不乐意。那些出身名门、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，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，恶心了皇帝大人，这个黑锅谁来背?

   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，不能不找老婆，既要保证数量，也要确保质量，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，似乎也是勉为其难。

    事情很难办，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，就没有办不了的事，他脑筋一转，加了几个字:原文是挑选入宫，大笔一挥，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。

    [1302]

   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，因为说到底，入不入宫，也是个成本问题，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，几十年没人管，实在不太值。在入宫前标明待遇，肯定级别，给人家个底线，自然就都来了。

    这就是水平。

   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，他苦心琢磨的这招，竟然还是没用上。

   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
   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，一天，万历闲来无事，去给李太后请安，完事后，准备洗把脸，就叫人打盘水来。

    水端来了，万历一边洗着手，一边四处打量，打量来，打量去，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。

    换在平常，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，现在不但看了，而且还越看越顺眼，顺眼了，就开始搭讪。

   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，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，无非是你贵姓，哪里人等等。但差异在于，小痞子搭完话，该干嘛还干嘛，皇帝就不同了。

    几句话搭下来，万历感觉不错，于是乎头一热，就幸了。

    皇帝非凡人，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，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不过万历还算厚道，临走时，赏赐她一副首饰，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，而是宫里的规定:但凡临幸，必赐礼物。

   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，他后悔了很多年。

    就万历而言，这是一件小事，皇帝嘛，幸了就幸了，感情是谈不上的，事实上，此人姓甚名谁，他都未必记得。

    这个宫女姓王，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。因为在不久之后，王宫女意外地发现，自己怀孕了。

   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，他非但不高兴，反而对此守口如瓶，绝口不提。

   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，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，一时兴起而已，万历不打算认这帐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

   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，上朝可以拖，政务可以拖，怀孕拖到最后，是要出人命的。

   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，最后，太后知道了。

    于是，她叫来了万历，向他询问此事。

   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，他沉默的样子，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。

    [1303]

   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，一向颇有心得。当年如高拱、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，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。既然不说话，就接着问。

   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，万历随口打哈哈，就说没印象了，打算死不认账。

    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，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，现场没有证人，即使有证人，也不敢出来（偷窥皇帝，是要命的）。

   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，于是，她找来了证人。

    这个证人的名字，叫内起居注。

    在古代文书中，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。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，去了多少地方，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。

    但起居注记载的，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，是大家都能看见的，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，就是内起居注。

    内起居注记载的，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。比如去到哪里，和谁见面，干了些什么。当然，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，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，而是太监。所谓外表很天真，内心很暴力，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，基本都能搞清楚。

   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，太监可以出入后宫，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。皇帝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（当然，不宜太近），皇帝进去开始工作，太监在外面等着。等皇帝出来，就开始记录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皇帝来到某后妃处，某时进，某时出，特此记录存入档案。

    皇帝工作，太监记录，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，事实证明，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，且合理的。

    因为后宫人太多，皇帝也不计数，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，可谓比比皆是。实际上，皇帝乱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，是乱搞之后的结果。

   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，生下了孩子，这就是龙种，要是儿子，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，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，对不上号，那就麻烦了。

   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。

    但这项工作，还有一个漏洞，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只有皇帝、太监、后妃（宫女）三人在场。事后一旦有了孩子，后妃自然一口咬定，是皇帝干的，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，是不是自己干的。

    最终的确定证据，就是太监的记录。但问题在于，太监也是人，也可能被人收买，如果后妃玩花样，或是皇帝不认账，太监也没有公信力。[1304]

    所以宫中规定，皇帝工作完毕，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，而这件物品，就是证据。

   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，翻到了那一页，交给了万历。

   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，万历只能低头认账。

    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，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，她挺着大肚子，接受了恭妃的封号。

    两个月后，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是为万历长子，取名朱常洛。

    消息传来，举国欢腾，老太太高兴，大臣们也高兴，唯一不高兴的，就是万历。

   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，并没有太多感情。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，自然也谈不上喜欢。更何况，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。

    德妃，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。北京大兴人，万历初年进宫，颇得皇帝喜爱。

   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，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，阴狠毒辣的女人。但在我看来，相貌妖艳还有可能，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。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，此人手段之拙劣，脑筋之愚蠢，反应之迟钝，实在令人发指。

    综合史料分析，其智商水平，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。

   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，经常前去留宿。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生了个女儿，虽然不能接班，但万历很高兴，竟然破格提拔，把她升为了贵妃。

   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，因为在后宫中，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—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。

   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，当上了后妃领导后，除了皇后，谁都瞧不上，特别是恭妃，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。横行宫中，专横跋扈，十分好斗。

    难能可贵的是，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，还特别能生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她终于生下了儿子，取名朱常洵。

    这位朱常洵，就是后来的福王。按郑贵妃的想法，有万历当靠山，这孩子生出来，就是当皇帝的。但她做梦也想不到，几十年后，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。挥刀的人，名叫李自成。

    但在当时，这个孩子的出生，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。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，打算换人，现在替补来了，怎能不高兴?

   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，皇帝说话，不一定算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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