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的那些事儿 十八

SOS小说家

　    看好了，不是朱元璋的坟（还在南京），是朱元璋祖宗的坟。

    虽说朱五一（希望还记得这名字）同志也是穷苦出身，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，不但烧了他的坟，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（皇觉寺）也给烧了。

    此外，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，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，树了个旗帜，大书六个大字：“古元真龙皇帝”

    就这样，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，大吃大喝，然后逍遥而去。

    事大了。

    从古至今，在骂人的话里，总有这么一句：掘你家祖坟。

    但一般来讲，若然不想玩命，真去挖人祖坟的，也没多少。

    而皇帝的祖坟，更有点讲究，通俗说法叫做龙脉，一旦被人挖断，不但死人受累，活人也受罪，是重点保护对象。

   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，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，毕竟太缺德。

   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，也不是没有，比如民国的孙殿英，当然他是个人行为，图个发财，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，龙脉还有没有，似乎也难说。

    朝代还在，祖坟就被人刨了的，只有明朝。

   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，差点晕了过去。

    以崇祯的脾气，但凡惹了他的，都没有好下场。崇祯二年，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，还没怎么着，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，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，那还了得。

    但醒过来之后，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做检讨。

    请注意，不是让人做检讨，而是自己做检讨。

    皇帝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犯错误，如皇帝犯错误，实在没法交代，就得做检讨。这篇检讨，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，叫做“罪己诏”。

    崇祯八年（1635）十月二十八日，崇祯下罪己诏，公开表示，皇陵被烧，是他的责任，民变四起，是他的责任，用人不当，也是他的责任，总而言之，全部都是他的责任。

   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，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，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，受害者写检讨，似乎让人难以理解。

    其实不难理解，几句话就明白了。

    根据惯例，但凡出了事，总要有人负责，县里出事，知县负责，府里出事，知府负责，省里出事，巡抚负责。

   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，谁负责？

    只有皇帝负责。

    对崇祯而言，所谓龙脉，未必当真。要知道，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，都没地方埋，是拿着木板到处走，才找到块地埋的，要说龙脉，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，就没有大问题。

   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，毕竟影响太大，必须解决。

    解决的方法，只能是自己做检讨。

    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。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，上到洪承畴，下到小军官，人心惶惶，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，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，就等着拉去砍了，既然皇帝做了检讨，大家都放心了，可以干活了。

    当然，皇帝背了大锅，小锅也要有人背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，此事到此为止。

    崇祯如此大度，并非他脾气好，但凡是个人，刨了他的祖坟，都能跟你玩命，更何况是皇帝。

    但没办法，毕竟手下就这些人，要把洪承畴、左良玉都干掉了，谁来干活？

    对于这一点，洪承畴、左良玉是很清楚的，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，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。

    说追击，是比较勉强的，因为民军的数量，大致有三十万，而官军，总共才四万人。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，也没法搞定。

    好在，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，曹文诏。

   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，崇祯八年六月，曹文诏奉命出发，追击民军。

   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，是十几万民军，而他的手下，只有三千人。

    自打开战起，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，几千人追几万人，是家常便饭。

   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，终究会遇到老虎的。

    曹文诏率领骑兵，一口气追了几百里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斩杀数千人。

    但自古以来，人多打人少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    跑了几百里后，终于醒过来了，三千人而已，跑得这么快，这么远，至于吗？

    于是一合计，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，回头，准备跟曹文诏决战。

    崇祯四年起，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，从来没输过，胆子特大，冲得特猛，一猛子就扎了进去。

   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。

    民军已走投无路，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，只打算死拼。

   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，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，就跑过来了。

    三万个死拼的人，对一千个激动的人，用现在的编制换算，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，能完成这个任务的，估计只有兰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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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[1701]

    看好了，不是朱元璋的坟（还在南京），是朱元璋祖宗的坟。

    虽说朱五一（希望还记得这名字）同志也是穷苦出身，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，不但烧了他的坟，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（皇觉寺）也给烧了。

    此外，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，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，树了个旗帜，大书六个大字：“古元真龙皇帝”

    就这样，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，大吃大喝，然后逍遥而去。

    事大了。

    从古至今，在骂人的话里，总有这么一句：掘你家祖坟。

    但一般来讲，若然不想玩命，真去挖人祖坟的，也没多少。

    而皇帝的祖坟，更有点讲究，通俗说法叫做龙脉，一旦被人挖断，不但死人受累，活人也受罪，是重点保护对象。

   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，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，毕竟太缺德。

   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，也不是没有，比如民国的孙殿英，当然他是个人行为，图个发财，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，龙脉还有没有，似乎也难说。

    朝代还在，祖坟就被人刨了的，只有明朝。

   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，差点晕了过去。

    以崇祯的脾气，但凡惹了他的，都没有好下场。崇祯二年，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，还没怎么着，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，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，那还了得。

    但醒过来之后，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做检讨。

    请注意，不是让人做检讨，而是自己做检讨。

    皇帝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犯错误，如皇帝犯错误，实在没法交代，就得做检讨。这篇检讨，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，叫做“罪己诏”。

    崇祯八年（1635）十月二十八日，崇祯下罪己诏，公开表示，皇陵被烧，是他的责任，民变四起，是他的责任，用人不当，也是他的责任，总而言之，全部都是他的责任。

   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，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，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，受害者写检讨，似乎让人难以理解。

    其实不难理解，几句话就明白了。

    根据惯例，但凡出了事，总要有人负责，县里出事，知县负责，府里出事，知府负责，省里出事，巡抚负责。

   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，谁负责？

    只有皇帝负责。

    [1702]

    对崇祯而言，所谓龙脉，未必当真。要知道，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，都没地方埋，是拿着木板到处走，才找到块地埋的，要说龙脉，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，就没有大问题。

   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，毕竟影响太大，必须解决。

    解决的方法，只能是自己做检讨。

    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。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，上到洪承畴，下到小军官，人心惶惶，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，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，就等着拉去砍了，既然皇帝做了检讨，大家都放心了，可以干活了。

    当然，皇帝背了大锅，小锅也要有人背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，此事到此为止。

    崇祯如此大度，并非他脾气好，但凡是个人，刨了他的祖坟，都能跟你玩命，更何况是皇帝。

    但没办法，毕竟手下就这些人，要把洪承畴、左良玉都干掉了，谁来干活？

    对于这一点，洪承畴、左良玉是很清楚的，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，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。

    说追击，是比较勉强的，因为民军的数量，大致有三十万，而官军，总共才四万人。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，也没法搞定。

    好在，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，曹文诏。

   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，崇祯八年六月，曹文诏奉命出发，追击民军。

   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，是十几万民军，而他的手下，只有三千人。

    自打开战起，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，几千人追几万人，是家常便饭。

   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，终究会遇到老虎的。

    曹文诏率领骑兵，一口气追了几百里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斩杀数千人。

    但自古以来，人多打人少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    跑了几百里后，终于醒过来了，三千人而已，跑得这么快，这么远，至于吗？

    于是一合计，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，回头，准备跟曹文诏决战。

    崇祯四年起，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，从来没输过，胆子特大，冲得特猛，一猛子就扎了进去。

   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。

    民军已走投无路，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，只打算死拼。

   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，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，就跑过来了。

    三万个死拼的人，对一千个激动的人，用现在的编制换算，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，能完成这个任务的，估计只有兰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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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，基本都是大事，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，比如袁崇焕被杀死，当然，也有小事，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，跑到了北京城下。

   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，有十几路，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，却是最有趣的一路，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。

    卢象升是文官，平时也没兵，但他听说京城危急，情急之下，自己招了一万多人，就跑过来了。

    明末的官员，是比较有特点的，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推卸责任，能不承担的，绝不承担，能承担的，也不承担，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。

    卢象升负责任，起码他知道，领了工资，就该办事。

    但遗憾（或者是万幸）的是，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，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，后金军就走了。

    当然，这未必是件坏事，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，要真跟人碰上，十有八九是个死。

   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，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，因为这段时间里，他亲眼目睹，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，如何在一夜之间，变成了囚犯。

    这件事情，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，并让他在九年之后，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。

    朝廷的特点，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，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，干脆就让他改了行。

    崇祯三年，卢象升提任参政，专门负责练兵。

    当时最能打仗、最狠的兵，除辽东，就是西北，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，战斗力很强，敢于玩命，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，也不投降，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。

   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，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，算是二流。

    然而事实证明，只有二流的头头，没有二流的兵。

    明朝的精锐部队，大都有自己的名字。比如袁崇焕的兵，叫做关宁铁骑，洪承畴的兵，叫做洪兵，而卢象升的兵，叫天雄军。

    就战斗力而言，明末的军队中，最强的，当属关宁铁骑，天雄军的战斗力，大致排在第三（第二还没出场），比洪兵强。

    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，他们最怕的明军，就是天雄军。

    比如关宁铁骑，虽然战斗力强，但都是骑兵，冲来冲去，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，但天雄军就不同了，比膏药还讨厌，贴上就不掉，极其顽固，只要碰上了，就打到底，不脱层皮没法跑。

    天雄军的士兵，大都来自大名、广平当地，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之所以如此强悍，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诀窍。

    两百多年后，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，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，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曾国藩。

    没错，这个诀窍的名字，叫做关系。

    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，卢象升的天雄军，大都是有关系的，同乡、同学、兄弟、父子，反正大家都是熟人，随便死个人，能愤怒一堆人，很有战斗力。

    但这种关系队伍，还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冲锋的时候，一个人冲，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，但逃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，大家也会一起跑。

    比如曾国藩同志，有次开战，就遇到这种事，站在后面督战，还划了条线，说越过此线斩，结果开打不久，就有人跑路，且一跑全跑，绕着线跑，追都没追上，气得投了河。

    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，因为每次开战，他都站在最前面。

    事实上，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，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，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——亲手杀人。

    之前我说过，卢象升长得很白，但我忘了说，他的手很黑。

    卢象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。据史料记载，他天生神力，射箭水平极高，长得虽然文明，动作却很粗野，每次作战时，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，赶得对方鸡飞狗跳。

    他最早崭露头角，是一次激烈的战斗。

    崇祯六年，山西流寇进入防区，卢象升奉命出击，对方情况不详，以骑兵为主力，战斗力很强，人数多达两万。

    卢象升只有两千人，刚开战，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。

    他的这一举动，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，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，才猛然醒悟，开始围攻他。

    卢象升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，敌人只能围住，无法近身，万般无奈，开始玩阴的，砍他的马鞍（刃及鞍）。

    马鞍被干掉了，卢象升掉下了马，然后，他站了起来，操起大刀，接着打（步战）。

    接下来的事情，就比较骇人听闻了，卢象升就这么操着大刀，带着自己的手下，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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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，一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，又一箭，射死了卢象升的随从。

    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，你他娘别欺人太甚，逼急了跟你玩命。

    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，卢象升开始玩命了。而且他玩命的水平，明显要高一筹。

    他提着大刀，越砍越有劲，几近疯狂（战益疾）。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，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，只好乖乖撤退，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。

    虽然卢象升的水平很高，但在当时，他还不怎么出名，也没机会出头，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，这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。

    崇祯七年，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，就进了郧阳，郧阳被折腾得够呛，巡抚也下了课，这事说过了。

    但这件事，对卢象升而言，有着决定性的意义，因为接替郧阳巡抚的人，就是他。

    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，估计是死都不会去打郧阳的。

    卢象升是个聪明人，聪明在他很明白，凭借目前的兵力，要把民军彻底解决，是绝不可能的。

    作为五省总督（后来变成七省），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，竟然只有五万人，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，随便拉出来一个，都有好几万人，总计几十万，还满世界转悠，没处去找。

    但他更明白，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，是绝对可能的。

    民军虽然人多势众，但大都是文盲，全靠打头的领队，只要把打头的干掉，立马就变良民。

    而在所有的头头里，最有号召力，最能带队的，就是闯王。

    强调，现在的闯王是高迎祥，不是李自成。

    在所有的头领中，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，他的奇特之处，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。

    明末的这帮头领，都是比较特别的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很有个性。

   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，基本是两种人，吃不上饭的，和混不下去的。文化修养，大都谈不上，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军队也是一样，今天是这帮人，没准明天就换人了，指望他们严守纪律，按时出操，没谱。

    但高迎祥是个特例，他没什么个性，平时不苟言笑，打赢了那样，打输了还那样。

    许多头领打仗，明天究竟怎么走，不管，也懒得管，打到哪算哪。

    高迎祥的行军路线，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并表明路标，引导部队行进。

    更吓人的是，高迎祥的部队，是有统一制服的——铠甲。

    一般说来，盔甲这种玩意，只有官军才用（费用比较高，民军装备不起），大部都是皮甲，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，是铁甲。

    所谓重甲骑兵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更吓人的是，他的骑兵，每人都有两三匹马，日夜换乘，一天可以跑几百里，善于奔袭作战。

    就这么个人，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，看见他都发怵。打了好几次，竟然是个平手。

    所以一直以来，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。

    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。

    当然，他很明白，光凭他手下的天雄军，是很难做到的，所以，他上书皇帝，几经周折，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。

    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祖宽。

    祖宽，不是祖大寿的亲戚，具体点讲，他是祖大寿的佣人。

   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，一个佣人跟着他混了几年，也混出来了，还当上了宁远参将。

    其实对于祖宽，卢象升并不了解，他最了解的，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——关宁铁骑。

    作为祖大寿的亲信，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，卢象升明白，要战胜高迎祥，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，必须借用这股力量。

    现在，他终于成功了，他认定，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。

    此时的高迎祥，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，还没完事，祖宽就来了。

    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，他从没见过祖宽，但看架势，似乎比较难搞，毅然决定跑路。

    但他之所以跑路，不是为逃命，而是为了进攻。

   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，敌人弱小，就迎战，敌人强大，就先跑路，多凑几个人，人多了再打。

    一年前，曹文诏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。

    这一次，他的目的地，是陕州，在这里，有两个人正等待着他——李自成、张献忠。

    民军最豪华的阵容，也就这样了，高迎祥集结兵力，等待着祖宽的到来。

    以现有的兵力，高闯王坚信，如果祖宽来了，就回不去了。

    祖宽果然来了，也果然没有回去，因为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又跑路了。

    高迎祥的这次选择，是极为英明的，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，队伍里多了个人——左良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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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高迎祥的这套策略，对付像王朴那样的白痴，估计还是有点用的，但祖宽这种老兵油子，那就没招了，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，拉上了左良玉，一起去找高迎祥算帐。

    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。

    其实这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，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，顺道挣点外快，可惜不巧的是，碰上了硬通货。

    跑路的时候，根据惯例，为保证都能跑掉，是分头跑的，高迎祥、李自成是一拨，张献忠是另一拨。

    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，也是两拨，左良玉一拨，祖宽一拨。

    不幸的是，祖宽分到的，就是张献忠。

    我说过，祖宽手下的，是关宁铁骑，跑得很快，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，就追上了张献忠，大破之。

    张献忠逃跑了，他率领部队，连夜前行，一天一夜，跑到了九皋山。

    安全了，终于安全了。

    然后，他就看到了祖宽。

    估计是等了很久，关宁军很有精神，全军突击，大砍大杀，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，拼死跑了出去。

    又是一路狂奔，奔了几百里，张献忠相信，无论如何，起码暂时是安全了。

    然后，祖宽又出现了。

    我说过，他的速度很快。

    此后的结果，是非常壮观的，用史书的话说——伏尸二十余里。

    张献忠出离愤怒了，而这一次，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，比较有种，回头跟祖宽决战。

    是的，上面这句话是不靠谱的，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，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，因为在逃跑的路上，遇上了两个人——李自成、高迎祥。

    人多了，胆就壮了，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，在龙门设下埋伏，等待祖宽的到来。

    张献忠的这个埋伏，难度很大，因为祖宽太猛，手下全是关宁铁骑，久经沙场，“发一声喊，伏兵四起”之类的场景，估计吓不住，就算用几万人围住，要冲出来，也就几分钟时间。

    面对困境，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，他决定，攻击中间。

    利用突袭，把敌军一分为二，分而击破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

    单就质量而言，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，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，有数量，就有质量，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，开始等待。

    不出所料，祖宽出现了，依然不出所料，他没有丝毫防备，带领所有的兵力，进入了埋伏圈。

    张献忠不出所料地发动了攻击，数万大军发动突袭，不出所料地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。

    接下来，就是出乎意料的事了。

    他惊奇地发现，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，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，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，他看不到任何慌张。

    其实张先生这一招，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，是很有效果的，对关宁军，是无效的。这帮人在辽东，主要且唯一的工作，就是打仗，见惯大场面，所谓伏兵，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，时间突然点，队伍分成两截，照打，有啥区别？

    特别是祖宽，伏兵出现后，他非但没往前跑，反而亲自断后，就地组织反击，而他手下的关宁军，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，左冲右突，大砍大杀，战斗从早上开始，一直打到晚上，伏兵打成了败兵，进攻打成了防守，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，撒腿就跑。

    前后三战，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，死伤无数，被打出了毛病，据说听到卢象升、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。

    河南不能呆了，他率领军队，转战安徽。

    相比而言，高迎祥、李自成的遭遇，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——只有更惨，没有最惨。

    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，是在汝阳城外。

    据史料记载，当时他的手下，有近二十万人，光是营帐，就有数百里（连营百里），浩浩荡荡，准备攻城，看起来相当吓人。

    而他的对手，赶来救援的卢象升，只有一万多人。

    其实一直以来，官军能够打败民军，原因在于官军骑马，而民军只能撒脚丫跑。

    但高迎祥是个例外，我说过，他的军队，是重甲骑兵，而且每人有两匹马，机动性极强，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两把的，只有关宁铁骑，且就一两千人。

    更麻烦的是，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，军需官告诉他，没粮食。

    没粮食的意思，就是没饭吃，没饭吃的意思，就是没法打仗。

    一般说来，军中断粮一天，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，断粮两天以上，全军必定崩溃。

    卢象升的军队断粮三天，没有一个逃兵。

   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，之所以成为可能，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——他也断粮。

    他非但不吃饭，连水都不喝（水浆不入口），此即所谓身先士卒。

   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——得将士心，同仇敌忾。

    其实很多时候，群众是好说话的，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粮食，而是公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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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公平的卢象升，是个很聪明的人，经过几天的观察，他敏锐地发现，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，但是比较松散，选择合适的突破点，还是可以打一打的。

    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，是城西，鉴于自己步兵太多，骑兵太少，硬冲过去就是找死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    一千多年前，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（蜀国以步兵为主），想到了同样的方法。

    没错，对付骑兵，成本最低，老少咸宜的方式，就是弓箭，确切地说，是弩。

    诸葛亮用的，叫做连弩，卢象升用的，史料上说，是强弩，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，但确实比较强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，高迎祥的重甲骑兵，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——强弩杀贼千余人。

    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，死一千多人，对高迎祥而言，并不是啥大事，毕竟他的总兵力，有几十万人之多，但他的军阵中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。

    这个弱点，就是人太多。

    几十万人，连营百里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，高迎祥的主力骑兵，有五六万人，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。

    步兵倒还好说，家属就麻烦了，这拨人没有作战能力，又大多属于多事型，就爱瞎咋呼，看到城西战败，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，大声疾呼，什么敌人很多，即将完蛋之类。而最终的结果，就是真的完蛋了。

    汝阳之战结束，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，纷纷四散逃命，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，及时布置后卫，阻挡卢象升的追击。

    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，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，脑子有问题。

    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，卢象升看准机会，跟踪追击，在确山再次击败高迎祥，杀敌军数千人。

    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，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，他率绝对劣势兵力，先后十余战，每战必胜，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，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。

    当然，高迎祥并不这么想，他依然认为，失败只是偶然，他所有的兵力，是卢象升的几十倍，战略的主动权，依然在他的手中，今年灭不了你，那就明年。

    这个想法，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。

    十一月过去了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是很平静的，卢象升没有动，高迎祥也没有动，原因非常简单——过年。

    无论造反也好，镇压也罢，都是工作，工作就是工作，遇到法定假日，该休息还是得休息。

    休息一个月，崇祯九年正月，接着来。

    最先行动的，是卢象升，他行动的具体方式，是开会。

    开会内容，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，研究作战策略，讨论作战方案。

    相对而言，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得多，只有两个字——开打。

    从心底里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的，毕竟是草寇，没读过书，没考过试，没有文化，再怎么闹腾，也就是个草寇，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，卢象升是很有把握的：要么到河南开荒，要么去山西刨土，或者去湖广钻山沟，还有什么出息？

    为此，他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还找到了洪承畴，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，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。

    然而高迎祥的举动，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   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，就是因为敢闯，所以这一次，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——南京。

    当然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举动并不明显，他会合张献忠，从河南出发，先打庐州，打了几天，撤走。

    接下来，他开始攻击和州，攻陷。

    攻陷和州后，他开始攻击江浦，江浦距离南京，只有几十公里。

   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就会发现，两百多年前，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，发起了攻击，并最终取得天下——朱元璋。

   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，所以连进攻路线，都几乎一模一样，可惜他不知道，真正的成功者，是无法复制的。

    朝廷大为震惊，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，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，经过几天激战，高迎祥退出江浦。

    退是退了，偏偏没走。

    他集结几十万人，开始攻打滁州。

    至此可以断定，他应该读过朱重八传记，因为几百年前，朱元璋就是从和州出发，攻占滁州，然后从滁州出发，攻下了南京。

    滁州只是个地级市，人不多，兵也不多，而攻击者，包括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，三十万人，战斗力最强，最能打的民军，大致都来了。

    所有的头领，所有的士兵，都由高迎祥指挥。

    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。

    他决定，进攻滁州，继续向前迈步。

    山峰的顶点，再迈一步，就是悬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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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惨败

    但至少在当时，形势非常乐观，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万人，几十万人围着打，无论如何，是没问题的。

    几天后，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，赶到了。

    但他依然不怵，因为卢象升的援兵，也只有两万多人。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，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，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，就算用脚算，也能算明白了。

    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、游击罗岱，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。

    双方会战的地点，是城东五里桥。

    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，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，在滁州城东，有一条很宽的河流，水流十分汹涌。

    我再重复一遍，河流很宽，水流很汹涌。

    这场会战的序幕，是由祖宽开始的，关宁铁骑担任先锋，冲入敌阵，发动了进攻。

    战斗早上开始，下午结束。

    下午结束的时候，那条很宽，水流很汹涌的河流，已经断流了，断流的原因，史料说法如下——积尸填沟委堑，滁水为不流。

    通俗点的说法，就是尸体填满了河道，水流不动。

    尸体大部分的来源，是高迎祥的部下，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，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。

    关宁铁骑实在太猛，面对城东两万民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乱砍乱杀。

    高迎祥很聪明，他立即反应过来，调集手下主力骑兵，准备发动反击，毕竟有三十万人，只要集结反攻，必定反败为胜。

    红楼梦里的同志们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：大有大的难处。

    高迎祥的缺点，就是他优点——人太多。

    人多，嘴杂，外加刚打败仗，通讯不畅，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，乱军之中，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，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，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。

    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，眼看兵败如山倒，撒腿就往外跑，他相信，自己很快就能脱离困境。

    这是很正确的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，而拿工资的人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——拿多少钱，干多少事。无论是洪承畴，还是左良玉，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管辖范围就算数了，没人较真。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，应该属于加班行为，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，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，追个几里，意思到了，也就撤了。

    但是这一次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    我说过，卢象升是一个好人，一个负责任的官员。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，就是认死理，凡是都往死了办。

    按照这个处事原则，他追了很远——五十里。

    之前我还说过，卢象升的外号，是卢阎王，虽然长得很白，但手很黑，无论是民军，还是民军家属，只要被他追上，统统都格杀勿论，五十里之内，民军尸横遍野，保守估计，高迎祥的损失，大致在五万人以上。

    追到五十里外，停住了。

    不追，不是因为不想追，也不是不能追，而是不必追。

    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，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，三年前，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，逃到湖广郧阳，避避风头，二十天后出山，又是一条好汉，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？

    但安徽终究是呆不下去了，他转变方向，向寿山进发，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，去河南打工。

    黄河岸边，他就遇到了明军总兵刘泽清。

    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，此路不通。

    刘泽清并非猛人，并非大人物，也没多少兵，但是，他有渡口。

    他就堵在河对岸，封锁渡口，烧毁船只，高迎祥只能看看，掉头回了安徽。

    无所谓，到哪儿都是混。

    但在回头的路上，他又遇见了祖大乐。

    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，遇上了自然没话说，又是一顿打，高迎祥再次夜奔。

    好不容易奔到开封，又遇见了陈永福。

    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，后来有名的人，五年后，他坚守城池，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——独眼李自成。

    这种人，自然不白给，在著名地点朱仙镇跟高迎祥干了一仗，大败了高迎祥。

    高迎祥终于发现，事情不大对劲了，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。

    他的感觉，是非常正确的。

    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，卢象升曾极为惊慌，但惊慌之后，他萌生了一个计划——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。

    高迎祥的想法，是非常高明的，学习朱重八同志，突袭南直隶，威胁南京，但遗憾的是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——他没有在这里混过。

    没有混过的意思，就是人头不熟，地方不熟，什么都不熟。

    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，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，把他困在此地，就必死无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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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1715

    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，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，陈永福又把他赶走，但这一切，只是序幕，最终的目的地，叫做七顶山。

    七顶山，位于河南南阳附近，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，高迎祥逃到了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——卢象升。

    当然，除了卢象升外，还有其余一干人等，比如祖大乐、祖宽、陈永福等等。

    此时的高迎祥，手下还有近十万人，就兵力而言，大致是卢象升的两倍，更关键的是，他的主力重甲骑兵，依然还有三万多人。

    然而战争的结果，却让人大跌眼镜，号称“第一强寇”的高迎祥，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，主力基本被全歼，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。

   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，最好的答案，似乎还是四个字——气数已尽。

    十几万士兵、下属打得干干净净，兵器、家当丢得一干二净，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，折腾一圈，从穷光蛋，又变成了穷光蛋，基本算是白奋斗了，应该说，他很倒霉。

    但我个人认为，有个人比他更倒霉——李自成。

    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事情，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？

    有的，比如，变成光棍司令。

   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，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。

    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，叫邢氏，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，但这个老婆，是比较牛的。

    按史料的说法，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，估计也不是抢来的，相当之强悍，打仗杀人毫无含糊，更难得的是，她还很有智谋，帮李自成管账，据说私房钱都管。

    在管账的时候，她见到了高杰。

    高杰，米脂人，李自成的老乡。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，后来李自成造反，他毫不犹豫，搭伙一起干，从崇祯二年开始，同生共死，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。

    铁哥们，也是会生锈的。

    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，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。

    崇祯七年八月，时任五省总督陈奇瑜，派出参将贺人龙进攻李自成。

    贺人龙是个相当猛的人，此人战斗力极强，且杀人如麻，每次上战场，都要带头冲锋，被称为贺疯子。

    贺疯子气势汹汹地到了地方，看到了李自成，打了一仗，非但没打赢，还被人给围住了，且一围就是两个月。

    [1716]

    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人龙，因为贺人龙是他的老乡，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，需要人才，就写了封信，让高杰送过去，希望贺人龙投降。

    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，贺人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，基本等于胡扯，所以信送过去后，毫无回音，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。

    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，贺人龙投不投降，是他自己的事，可是意外发生了。

    去送信的使者，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，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，而是找了高杰。

    这算是个事吗？

    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，说是事，就是事，说不是，就不是。

   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，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，他打了两个月，连根毛都没拔下来，所以他开始怀疑，贺人龙和高杰，有不同寻常的关系，就把高杰撤了回来。

    无论是铁哥们，还是钛哥们，在利益面前，都是一脚蹬。

   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，高杰相当不爽，但这事说到底，还是高杰的责任。

    因为他回来之后，就跟邢氏勾搭上了。

    到底是谁勾搭谁，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，基本算是无从考证，但史料上说，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，而邢氏是管账的，高杰经常跑去报销，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，一来二去，就勾搭上了。

   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，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、几年的战斗友谊，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，他决定，投奔官军。

    当然，他是比较够意思的，临走时，把邢氏也带走了。

    对李自成而言，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，老婆跑了，除面子问题外，更为严重的是，他的很多秘密，老婆都知道（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）。

    除了老婆损失外，还有人才损失。

   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，最能打仗的，就是高杰，此人极具天赋，投奔了官军后，就一直打，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，他还在继续战斗。

    高杰投降的对象，是洪承畴，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自然高兴异常，立刻派兵出击，连续击败李自成，斩杀万人。

    总而言之，对各位头领而言，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，老婆跑了，手下跑了，跑来跑去，就剩下自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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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对高迎祥而言，更是如此。

    老婆跑了，再找一个就是，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，就只能钻山沟了。

   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，跑进郧阳山区。

    两年前，就是在那里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，东山再起。

    卢象升闻讯，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，吩咐他们，立即率军出发，追击高迎祥。

    祖宽回答：不干。

    卢象升无语。

    之所以无语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。

    关宁铁骑

    很久以前，我以为所谓战争，大都是你死我活，上了战场，管你七大姑八大姨，都往死里打，特别是明末，但凡开打，就当不共戴天，不共戴地，不共戴地球，打死了算。

    后研读历史多年，方才知道，以上皆为忽悠是也。

    按史料的说法，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：

   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，先不动手，喊话，喊来喊去，就开始聊天，聊得差不多，民军就开始丢东西，比如牲口，粮食等等，然后就退，等退得差不多了，官军就上前，捡东西，捡得差不多，就回家睡觉，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，说歼敌多少多少，请求赏赐云云。

    应该肯定的是，在当时，有这种行为的官军，是占绝大多数，认认真真打仗的，只占极少数，所谓“抛生口，弃辎重，即纵之去”。

    现象也好理解，当时闹事的，大都是西北一带人，而当兵的，也大都是关中人。双方语言相通，说起来都是老乡，反正给政府干活，政府也不发工资（欠饷），即使发了工资，都没必要玩命，这么打仗，非但能领工资，还能捞点外快，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，非常有利于创收。在史料中，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：打活仗。

    因为活仗好打，且经济效益丰富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，打来打去，敌人越打越多，局势越来越恶化，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。

   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，我算了一下，入关作战的加起来，也就五千来人，卢象升、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，基本就是这些人，最厉害的几位头领，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。

    之所以能打，有两个原因，首先，这帮人在辽东作战，战斗经验丰富，而且装备很好，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，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，冲入敌阵，势不可挡。

    而第二个原因，相当地搞笑，却又相当地真实。

    我说过，每次打仗时，民军都要喊话，所谓喊话，无非就是谈条件，我给你多少钱，你就放我走，谈妥了就撤，谈不妥再打。

   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，喊话都是没用的，经常是话没喊完，就冲过来了，完全不受收买，忠于职守。

    我此前曾以为，如此尽忠职守，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，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，这是个误会。套用史料上的话，是“边军无通言语，逢贼即杀”，意思是，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，喊话也听不懂，所以见了就砍。

    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多学点语言，是会用得着的。

   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，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，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，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，也没接上头。

    在众多的民军中，高迎祥的部队，算是战斗力最强的，手下骑兵，每人两匹马，身穿重甲，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。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，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，比如……钻山沟。

   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，祖宽是不钻的，因为他的部队，大部都是骑兵，且待遇优厚，工资高，要让他们爬山，实在太过困难，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，也没办法。

    照这个搞法，估计过几个月，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，也就是个时间问题。

   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，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。

    崇祯九年（1636）四月，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，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——建国。

   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，定国号为清，定年号为崇德。

    这一举动表明，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，另立分店，准备单干。

    通常来讲，新店开张，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，很明显，明朝没有这个打算，也没这个预算。

    不要紧，不送，就自己去抢。

    崇祯九年（1636）六月，清军发起进攻。

   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，人数有十万人，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，此人擅长骑兵突击，非常勇猛。

    难得的是，他不但勇猛，脑子也很好用，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，此次进关，他选择的路线，是喜峰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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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，明朝的主力部队，要么在关宁防线，要么在关内，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，连续突破明军防线，只用了半个月，就打到了顺义（今北京市顺义区）。

    我认为，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，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，不怕麻烦，到了北京城下，没敢进去，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，从顺义跑到了怀柔（今北京怀柔区），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（今北京密云区），据说还去了趟西山（今北京西山），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。

    当然，他也没白跑。据统计，此次率军入侵，共攻克城池十二座，抢掠人口数十万，金银不计其数。

   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，只能坚壁清野，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，而且，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，据说他抢完走人时，还立了块牌子，上写四个字——各官免送！

    我始终认为，王朝也好，帝国也罢，说穿了，就是个银行，这边收钱，那边付钱，总而言之，拆东墙，补西墙。

    不补不行，几百年里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，国家治不好，老百姓闹事，国防搞不好，强盗来闹事，折腾了这边，再去折腾那边，边拆边补，边补边拆。

    但国家也好，银行也罢，都怕一件事——银行术语，叫做挤兑，政治术语，叫内忧外患，街头大妈术语，叫东墙西墙一起拆。

   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，客观地看，如果只有李自成、张献忠闹事，是能搞定的，如果只有清军入侵，也是能搞定的，偏偏这两边都闹，就搞不定了。

    于是一个月后，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被调离前线，等待他的新岗位，是宣大总督。

    对于这个任命，无数后人为之捶腿、顿足、吐唾沫，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，卢象升却走了，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，崇祯昏庸等等等等。

    在我看来，这个任命，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，往西墙上补，不补不行，如此而已。

    卢象升走了，两年后，他将在新的岗位上，完**生最壮烈的一幕。

    接班

    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，高迎祥非常高兴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，不是量产货，他擦亮眼睛，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。

    他等来的接班人，叫做王家桢

    王家桢，直隶人，时任兵部侍郎，此人口才极佳，善读兵法，出谋划策，滔滔不绝。

    行了，直说吧，这是个废柴。

   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，实在是因为嘴太贱，太喜欢谈兵法，太引人注目，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。

    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，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，说自己身体比较弱，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，干巡抚就成。

   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，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。

   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，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。

    这件倒霉事，叫做兵变，兵变并不少见，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，是因为参与兵变的，是王巡抚的家丁。

    连家丁都兵变，实在难能可贵，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，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。

   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，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出了山区，先到河南，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，连战连胜，此后又转战陕西，气势逼人，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。

    四大猛人里，曹文诏死了，洪承畴没辙，左良玉固守，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，又去了辽东，现在而今眼目下，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。

    然后，第五位猛人出场了。

    在这人出场前，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，越打越多，越打越风光，从几千打到几万、几十万，基本是没治了。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，隔几天跟他打一仗，能让他消停会，就不错了。至于消灭他，大致是个梦想。

    在这人出场后，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    他没有用七年，连七个月都没用。事实上，直到崇祯九年（1636）三月，他才出山，只用了四个月，就搞定了高迎祥。

    在历代史料里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，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，xx死而x亡矣。

    前面的xx，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，后面的x，是朝代的名字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某猛人，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，某猛人死了，某王朝也就消停了。

    在明代完形填空里，这句话全文如下：

    传庭死，而明亡矣。

    传庭者，孙传庭也。

    孙传庭

   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，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，他从未带过兵，从未打过仗，过去三十多年里，他从事的主要工作，是人事干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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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孙传庭，字伯雅，山西代县人，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在崇祯九年之前，历任永城、商丘知县，吏部主事。

   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。我查了查，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，到天启初年，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，人事部正厅级干部，专管表彰奖励。

    六部之中，吏部最大，而按照惯例，吏部尚书，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。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出生，照这个算法，他当郎中的时候，还不到三十岁，年轻就是资本，照这个状态，就算从此不干，光是熬，都能熬到尚书。

    然而没过两年，孙传庭退休了，提前三十年退休。

   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，毅然回到了家乡，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——魏忠贤。

    看不顺眼的人，很多，愿意辞官的，不多。

    崇祯元年，魏忠贤被办挺了，无论在朝还是在野，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、提鞋的人，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，骂几句，图个前程。

   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，没有人来找他，他也不去找人，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，生活十分平静。

    八年后，他打破了平静，主动前往京城，请求复职。

    出发之前，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：

    “待天下平定之日，即当返乡归隐。”

    朝廷很够意思，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，也没点组织原则，十年之后又跑回来，依然让他官复原职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，就让他回了吏部，接着搞人事考核。

    对他而言，这份工作的意思，大致就是混吃等死，但他没有提出异议，平静地接受，然后，平静地等待。

    一年后，机会出现了，在陕西。

    当时的陕西巡抚，是个非常仁义的人，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，都不睁眼。据他自己说，是不忍心看，但大多数人认为，他是不敢，这号人在和平时期，估计还能混混，这年头，就只能下岗。

    巡抚这个职务，是个肥缺，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，但陕西巡抚，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，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、高某某剁了，躲都没处躲，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，因为主动申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

    孙传庭出发之前，皇帝召见了他。

   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，崇祯非常欣赏，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，作为军费。

    除此之外，一无所有。

    按崇祯的说法，国家比较困难，经费比较紧张，也就这么多了，你揣着走吧，省着点用。

   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，招抚民军，也就用了几个月，孙传庭拿着六万两，也就打个水漂。

   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

    自古以来，要人办事，就得给钱，如果没钱，也行，给政策。

    孙传庭很干脆，他不要钱，只要政策，自己筹饷，自己干活，朝廷别管，反正干好了是你的，干不好我也跑不掉。

    就这样，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，来到了陕西。

   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，战斗力很差，按照当时物价，六万两白银，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，最能打的将领，如曹变蛟（曹文诏的侄子）、左光先、祖宽，要么在洪承畴手下，要么跟着卢象升。总之，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：无钱、无兵、无将。

    但凡这种情况，若想咸鱼翻身，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、励精图治、艰苦奋斗、奋发图强等过程，至少也得个两三年，才闪亮登场，大破敌军。

   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，是崇祯九年（1636）三月，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，是崇祯九年（1636）七月。

    从开始，到结束，从一无所有，到所向披靡，我说过，四个月。

   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，到今天，也没想明白。

    子午谷

    此时的高迎祥，已经来到陕西。

    他之所以来陕西，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。

   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，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，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。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，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，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，单程。

    自古以来，从下至上，要想进入陕西，必先经过汉中，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，要攻击曹操的长安，必占据汉中，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，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。

    高迎祥也不例外，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，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。

    率领这支队伍的，是孙传庭。

    对于孙传庭，高迎祥并不熟悉，也不在乎，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，似乎也不难打，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，打了几次，损失上千人，没打动。

    兵力占据优势，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，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，不能再打了，他决定绕道。

   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，那支镇守汉中，只有万把人的部队，在历史上，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——秦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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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之前我说过，明末的军队，战斗力最强的，是关宁铁骑，排第三的，是天雄军，排在第二的，是秦军。

    关宁铁骑强悍，因为机动，天雄军善战，因为团结，而秦兵的战斗力，因为个性。

   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，惊奇地发现，秦兵的主力，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陕西榆林。

    榆林，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，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，压根不用动员，只要喊两嗓子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抄起家伙就上，而且说砍就砍，绝无废话。

   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，没有平民。

    榆林，明朝九边之一，自打朱元璋时起，就不怎么种地，传统职业就是当兵。平时街坊四邻聊天，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，收了多少粮食，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，砍了多少人头（按人头收费）。几百年下来，形成独特个性，具体表现为，进攻时，就算只有一个，都敢冲锋，撤退时，就算只剩一个，都不投降。

   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。听说民军来了，就算只是路过，都极其兴奋，冲出去就打，男女老幼齐上阵，估计是当兵的人多，什么张大叔李大伯，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，喊一嗓子，能动员一群亲戚，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，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，都没一个投降，就凭这个县，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，实在太过强悍。

    孙传庭的兵，大致就是这些人。所以高迎祥没办法，是很正常的。

   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，来都来了，还让我空手回去？无论如何，都要闯进去。

    人有的时候，不能太执着。

   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，多方查找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。

   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，从这条小路，可以绕开汉中，直逼西安，只要计划成功，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，占领陕西，大功告成。

    一千多年前，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，陷入了相同的困局，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。一个人说，由此地进攻，必可大获全胜；另一个人说，若设伏于此，必定全军覆没！

    没错，这两个人，一个叫诸葛亮，一个叫魏延，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，叫做子午谷。

    至于结局，地球人（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地球人）都知道，魏延想打，诸葛亮不让打，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，就知道你不敢打。

    对于这个故事，许多人都说，诸葛亮过于谨慎，要按照魏延的搞法，早就打到长安了（魏延自己也这么说）。

   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，只有魏延，没有诸葛亮。

    所以一千年后，他在同样的地方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——出兵子午谷。

    崇祯九年（1636）七月，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，冲入了子午谷，从这里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。

    但他不知道，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——地狱。

   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，是因为很小，对高迎祥而言，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。

    由于道路狭窄，而且天降大雨，他的几万大军，走了好几天，才走了一半，人困马乏，物资损失严重。

   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，因为他相信，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，几天之后，必将震惊天下。

   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，但许多人里，并不包括孙传庭。

    七月十六日，经过艰苦行军，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，只要通过这里，前方就是坦途。

    然后，满怀憧憬的高迎祥，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。

   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已经在这里，等了十五天。

   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，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，他就意识到，这兄弟要玩花样了。

   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，只有子午谷。

    所以在撤离汉中，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，因为他知道，艰苦跋涉之后，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，是十分脆弱的。

    总攻随即开始，就人数对比而言，高迎祥的手下，大约在五万人以上，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，估计在两万人左右，狭路相逢。

    无论是高迎祥，还是孙传庭，都很清楚，玩命的时刻到了。

    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，虽然极为疲劳，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，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。

   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，原因很简单，这是一条小路。

    在小路里打仗，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，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，都没有板砖好使，而且道路太窄，没法跑开，所以他每次冲出去，没过多久，又被围住。

   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，抗击打能力极强，每次被冲垮，没过多久就又聚拢，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，作战到底，毫不退让。

    以死相拼，死不后退，激战四天。

   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爬书吧(.pashu8.com)－最好的电子书下载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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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崇祯九年（1636）七月二十日，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，与他一同被俘的，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、黄龙，他的几万大军，已在此前彻底崩溃。

   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，在过去的七年中，他曾驰骋西北，扫荡中原，但终究未能成功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然后终究到此为止。

    科学点的说法，是运气不好，迷信点的说法，这就是命。

   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，崇祯皇帝没信，不是不信，是不敢信，等人到了面前，才信。

   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，崇祯开始相信，自己能力挽狂澜。

    最后的帅才

    高迎祥被杀了，对崇祯而言，是利好消息，而对某些头领而言，似乎也不利空。

    高迎祥死后，许多头领纷纷投降，比如蝎子块、冲破天等等，原先跟着高闯王干，闯王都没闯过去，自己也就消停了。

    但有某些人，是比较高兴的，比如张献忠。

  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，原先曾跟着打凤阳，但后来分出去单干，也不在一个地界混，算是竞争关系，高迎祥死后，论兵力，他就是老大。

    还有一个人，虽然很悲伤，却很实惠。

    一直以来，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，高迎祥的外号，叫做闯王，而李自成，是闯将。据某些史料上说，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，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，但关系很铁，那是肯定的。

    高迎祥的死，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。

    第一样是头衔，从此，闯王这个名字，只属于李自成。

    第二样是兵力，高迎祥的残部，由他的部将率领，投奔了李自成。

   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，离去者，是上天抛弃的，留存者，是上天眷顾的。

   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，他们的天下之路，才刚迈出第一步。

    第一步，是个坑。

    我说过，对民军头领而言，崇祯九年（1636）是个流年，卢象升来了，打得乱七八糟，好不容易跑进山区，人都调走了，又来了个孙传庭，还干掉了高迎祥。

   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，可是事实告诉我们，所谓流年，是一流到底，绝不半流而废。

   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，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与之前的洪承畴、曹文诏、卢象升不同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。

    他是统帅。

    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，崇祯非常紧张，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张凤翼。

    张凤翼，时任兵部尚书，他之所以紧张，是因为按惯例，如果京城（包括郊区）被袭，皇帝会不高兴，皇帝不高兴，就要拿人撒气，具体地说，就是他。

    更要命的是，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，是追究责任，具体地说，是杀人，比如七年前，皇太极打到京城，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，按照这个传统，他是跑不掉的。

   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，眼看局面没法收拾，就打了个报告，说清军入侵，是我的责任，我想戴罪立功，到前方去，希望批准。

    崇祯当即同意，打发他去了前线。

   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，似乎也没去拼命，每天只干一件事——吃药。

    他吃的，是毒药。

   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，吃了不会马上死，必须坚持吃，每天吃，饭前饭后吃，锲而不舍地吃，才能吃死。

   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，我曾十分疑惑，想死解腰带就行了，实在不行操把菜刀，费那么大劲干甚？

    过了好几年，才想明白，高，水平真高。

    如果自杀，按当时的状况，算是畏罪，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，但要上阵杀敌，似乎又没那个胆，索性慢性自杀，就当自然死亡了，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，该享受的待遇，一点不少，老狐狸。

   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，算得也准，清军九月初退兵，他九月初就死，连一天都没耽误。

    他死了，也就拉倒了，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，必须继续招工。

    但榜样在前面，岗位风险太高，说了半天，也没人肯干。

    左右为难之际，崇祯想到了一个人。

    这个人很孝顺，曾三次上书，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，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。

   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——杨嗣昌。

    杨嗣昌，字文弱，湖广武陵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

   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，很忧虑。

    局势实在太差，民军闹得太凶，清军打得太狠，两头夹攻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实在难于应付，如此下去，亡国是迟早的事，怎么办？

   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，一句就够了：

    “大明若亡，必亡于流贼！”爬书吧()－最好的电子书下载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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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。

   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，清军或许很强，但短时间内，并没有太大威胁，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，大明必定崩溃。

    简单地说，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，再解决外部矛盾。

   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，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，是八个字：四正六隅，十面张网。

    四正，包括湖广、河南、陕西、凤阳，六隅，是指山东、山西、应天、江西、四川、延绥。简单地说，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，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——十面埋伏。

    它的大致意思是，全国范围内，设置十个战区，四个主要，六个次要，只要发现民军出现，各地将联合围剿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划定管辖范围，在谁的地方出事，就让谁去管，出事的主管，没出事的协管。

   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，崇祯只说了一句话：

    “我用你太晚了！”

    对于这句话，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，是彻彻底底的胡扯，无论是杨嗣昌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，都是空口白说，毫无价值，在他们看来，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。

    然而他们错了，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，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，那么这个人，只能是杨嗣昌。

    两年后，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，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，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
    所有的转变，都从这一刻开始，魏忠贤、清军入侵、民变四起，朝廷争斗，紧张，痛苦，毫无生机，但始终未曾放弃。

   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，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，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。

    放他去！

    崇祯死前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诸臣误我！

    对于这句话，大多数人认为，是在推卸责任。

   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，我认为，这句话比较正确。确切地说，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，除部分人外，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混蛋，一种叫混帐。

    这个世界上，有两种人最痛苦，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，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，第一种人很少，第二种人很多。第一种人叫崇祯，第二种人叫百姓。

    而最幸福的，就是中间那拨人，主要工作，叫做欺上瞒下，具体特点是，除了好事，什么都办，除了脸，什么都要。

   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，就是这拨人，比如崇祯三年（1630）西北灾荒，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，从京城出发的时候，就只剩下五万，到地方，还剩两万，分到下面，只剩一万，实际领到的，是五千。

   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，崇祯也知道了，极为愤怒，亲自查办。

    案情查明：先动手的，是户部官员，东西领下来，不管好坏，先拦腰切一刀，然后到了地方，巡抚先来一下，知府后来一下，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，美其名曰代发，代着代着就代没了。

    结合该案，综合明代史料，崇祯时期的官员，比较符合如下规律：脸皮的厚度，跟级别职务，大致成反比例增长。

    这是比较合理的，位高权重的，几十年下来，有身份，也要面子，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，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好欺负的，就往死了欺负，能捞钱的，就往死了捞，啥名节、脸面，都顾不上，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，资本的积累，那是血淋淋的。

    而且这拨人，还有个特点，什么青史留名、国家社稷，那都太遥远了，跟他们讲道理，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吃硬不吃软。教育没有用的，骂也没有用，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，相对而言，比较合适的方式是，把唾沫吐到眼里，再说上一句：孙子，我能治你！

  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，就那么几个人，研究来研究去，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，都研究成过失杀人，撤职了事，还是崇祯亲自上阵，才把这人干掉。

    再比如这事，案发后，崇祯非常生气，下令严查，查到户部，户部研究半天，拉出来几个人，说是失职，给撤了，准备结案。

    崇祯生气了，重装上阵，找出来几个主犯，杀了，剩下的，充军。

    总之，崇祯年间的朝廷，是比较混账的，而带头混账的，是温体仁。

    温体仁这个人，历史上的评价不高：奸臣，彻头彻尾的奸臣。

    我之前说过，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精明强干，博闻强记，善于处理政务。

    所以综合起来，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，一个很有能力、精明强干、博闻强记、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。爬书吧()－最好的电子书下载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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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，被赶回家，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。八年里，除了看人种地（他是地主），主要的娱乐，就是写诗。

   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，可以找来看看，心理效果明显，心情好时看，可以抑郁，心情不好时看，可以去自杀。

    诗的主要意思，基本比较雷同，什么我很后悔，我要归隐，我白活了，我没意思，反正一句话，我这一辈子，是走了黑道。

   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，有点怨气很是正常，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，他走的黑道，还没有黑到头。

    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，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，写了份状子告他。

    要知道，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，但到地方，还是比较恶霸的，小小师爷闹事，容易摆平。

    然而没过几天，他就迎来了几位从京城来的客人——几位来抓他的客人。

    在被押解的路上，钱谦益才搞明白，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，是告御状。

    这个世上，但凡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斗争，但凡斗争，就有谱，包括政治斗争。一般说来，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，回家养老，也就够本了，没必要赶尽杀绝，但这事，也因人而异，比如温体仁，就是个没谱的人。

    要么是他太过得意，或者太恨钱谦益，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，某天突然心血来潮，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，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。

    没整死，就往死里整。

   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，如果要自己动手，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，而且容易留下把柄，所以他决定，借刀杀人。

    他借到的刀，就是张汉儒。

   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，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，小人物，无论如何，跟内阁首辅，都是扯不上关系的，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，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，且乐此不疲。

    果然，接到工作指示后，张师爷连夜工作，写出了一份状子。

    所谓小人物，在写状子这点上，是不恰当的。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，总共二十四条大罪，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，有五十八条。

    这五十八条罪状，堪称经典之作，包括贪污、受贿、走私、通敌、玩权、结党，总而言之，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，他都写了。

   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，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，还贪污个甚？玩权、掌控朝政，基本就是胡话，崇祯这么精明的人，是不会信的。

    可是他到北京，就真慌了，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，他的罪状，皇帝已经批了，即将定罪。

   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，要明白，温体仁是首辅，所有的公文，都是他票拟的，底下送上来，他签个字，皇帝都未必看，要收拾你小子，小菜。

   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，虽然回家消停几年，威望依然很大，他被抓过来，很多人出面，什么给事中、郎中、尚书，包括大学士，都帮他说话，说他很冤枉，情节很曲折。

    全无作用，皇帝知道了，也没理。

    因为温体仁要的，就是这个效果。

    八年前，兵强马壮的钱谦益，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，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。

    他很清楚，说话人再多都没用，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，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，就是拉帮结派，帮忙的人越多，就越坏事。都八年了，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，实在毫无长进。

   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，皇帝就越不买账，钱谦益同志的脑袋，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。

   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，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。

    对此，钱谦益颇有共识，他虽在牢里，消息很灵通，感觉事情不太对劲，就亲自写了几封信，托人直接交给皇帝，为自己辩解。

    但结果很不幸，皇帝大人压根没看，很明显，他对钱谦益同志，是比较厌恶的。

   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，帮忙没用，辩解没用，找皇帝都没用，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。

    等着他的，只有喀嚓一刀。

    有句俗语：万事留一线，将来好见面。这句俗语，用比较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。

   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，在阴暗的牢房里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。

    关于钱谦益同志，之前介绍的时候，漏了一点，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，还有个关系——他中进士的时候，录取他的老师，叫做孙承宗。爬书吧()－最好的电子书下载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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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孙承宗同志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很有本事，除了能打仗外，也能搞关系，魏忠贤在的时候，都拿他没办法。

    但问题是，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，说话也不好使，让他出面，估计也很麻烦。

   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，他所以找到孙承宗，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。

    曹化淳，是知名人士，我依稀记得，在金庸的小说《碧血剑》里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，且跑过好几回。

   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，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，崇祯的亲信。

    在当时，能跟温体仁较劲的，也就只有他了。

    但问题是，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，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，犯不上较这个劲。

    但钱谦益认定，这个人，能帮他的忙，救他的命。

    凭什么呢？

    就凭十年前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。

    其实这篇文章，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，但钱谦益相信，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，曹化淳是会帮忙的。

   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。

    我讲过，很久以前，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，但我没有讲过，当时王安的亲信，还有一个曹化淳。

   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。大致是这么回事。

   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，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，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，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，多少要帮点忙。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，面子比较广，托他出面，还有点活人的面子，死人活人双管齐下，务必成功。

    成功了。

    曹化淳得知消息，非常吃惊，加上这人跟着王安，还有点良心，感觉温体仁太过分，就答应帮个忙。

    当然，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，钱谦益找了个人，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，连续找了三天，都没人理会，毫无消息，第四天，他得到准确的口信：可安心矣。

    可安心矣的意思，就是这事已经搞定，收拾行李，准备出狱。

   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，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。

   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，他上下活动，估计再过几天，事情就结了。

    可是偏就没有结。

   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。

   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，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，这样下去，事情就黄了，既然干了，就干到底，所以他决定，连曹化淳一起整。

    他先散布消息，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，然后还找了个证人，让他出面，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，最后为万无一失，他还请了假。

   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，温体仁就会请假，回家呆着，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，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既不知道，也不在场，事完了，拍拍屁股再去上班。

   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，钱谦益死，还是不死，都没多大关系，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，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。

   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，最好做，可做可不做的坏事，最好不做。可惜，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。

    在他看来，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，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，不过是个司礼太监，作为内阁首辅，要办这两个人，是很容易的。

    可惜他不知道，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
   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，还有特务背景，他原本在东厂干过，到司礼监后，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，关系很铁。

   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，实在是搞错了码头。曹公公勃然大怒，立刻跑到东厂，找到王之心，商量对策，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，无懈可击，要彻底搞倒他，必须想个办法。

    商量半天，办法有了。

    先去找皇帝，主动报告此事，说事情很复杂，后果很严重，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，下令严查，事情闹大了。

    接下来，就是去抓人，温体仁是没法抓的，但张汉儒一干人等，随便抓，抓回来，就直接丢进东厂。

    据说东厂的刑罚，总共有上百种，花样繁多，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，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，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，都很诚实。

    张汉儒之流，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。按史料的说法，进来的头天晚上，曹化淳去审了一次，就审出来了，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，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，也一起交代了。

    曹化淳拿到口供，立马就奔了崇祯，崇祯看过之后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，他说了四个字：

    “体仁有党！”

    这四个字的意思，用江湖术语解释：温体仁，是有门派的。

   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，作为武林盟主，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，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，虽然讨厌，但用着放心。

   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，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，虽然门派比较小，但再小都是门派。

    然后，他拿来了一封奏疏。     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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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，按照他的传统，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，他写了这封文书，说自己身体不好，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，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。

   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，崇祯也会客气客气，写几句挽留的话，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

    然而这一次，在这封奏疏上，他只写了三个字。

   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，他正在吃饭，他停了下来，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。

    然而这一次，他只听到了三个字——放他去。

    放他去的意思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滚、快滚、从哪里来，滚哪里去。

   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。

    温体仁终于倒了，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，从顶上摔了下来，他落寞地回了家，第二年，死在家乡。

   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，就此落幕，确实，最后一个。

    天才的计划

    温体仁下台，最受益的人，应该是杨嗣昌。我查了一下，他崇祯十年（1637）三月当兵部尚书，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，按照温先生的脾气，像杨嗣昌这种牛人，不踩下去，是不大可能的。

    温体仁走了，杨嗣昌来了，不久之后，他就将进入内阁，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。

   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，要实现十面张网，现在的人是不够的，必须再增兵十二万，

    要增兵，就得给钱，按杨嗣昌的算法，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。

   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，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，崇祯也是不出的，唯一的来源，只能是找老百姓要，具体说来，就是加租。

   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，全家还能丰衣足食，张献忠、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，然后回家吃饭。然后官府告诉你，加租，每年交两百斤，结果全家只能吃糠，再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出门，帮李自成叫声好，让他们往死里打，帮你出口气。

    再后来，官府告诉你，再加租，每年交四百斤，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，不用人家打上门，你就会打好包袱，出门去找闯王同志。

   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，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，如果再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。

   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，因为他相信，杨嗣昌的计划，能够挽救危局。

    最后，杨嗣昌说，要实现这个计划，我必须用一个人。

    崇祯同意了。

   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，叫熊文灿。

    熊文灿，贵州永宁卫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历任礼部主事、布政使、两广总督。

   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，只是因为一个误会。

    不久前，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，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，干啥不知道，虽说来意不明，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，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，专程请过来吃饭。

    既然是吃饭，就要喝酒，吃饱喝足，再送点礼，这位太监也很上道，非常高兴，一来二去，也就熟了。

    既然是熟人，也就好说话了，双方无话不谈，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，什么都说，但只有一件事，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。

   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？

    几天后，这位太监要走，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，最后套口风。

   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，双方临别，喝得也多，喝着喝着，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。

   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，外加豪气干云，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：

    “诸臣误国，如果我去，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（令鼠辈至是哉）！”

    他万没想到，有个人比他还激动。

   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，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，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，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，都没有套出来的话：

    “我到这里来，就是来考察你的！回去我就禀报皇上，让您去平乱，除了你，谁还能扫清流贼！（非公不足办此贼）”

    酒醒了。

   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，听到这话，当时酒就醒了，脑筋急速运转后，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，立即提出了五难，四不可。

    所谓五难，四不可，大致就是九个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，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。

    大致说来，这就是一篇公文，就算让专职秘书写，也得写个一天两天，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，实在用心良苦。

   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，只用一句话，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：

    “你放心，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，但如果皇帝都答应，你就别推辞了。”

    就这样，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，来到了京城。

    崇祯知道了，杨嗣昌也知道了，在那遥远的南方，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，愿意为国付出一切。     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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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当然了，熊总督的那些条件，自然不在话下，关键时刻，有人肯上，就难能可贵了，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？

   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，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，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，他们都相信，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。

    于是，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，他即将前往中原，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。

   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，是广东、广西两个省，而他现在的辖区，包括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五省，按说，他应该很高兴，高兴得一头撞死。

    两广总督，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，盗贼也多，但好歹图个平安，也没人来闹，现在这五个省，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，且都是巨寇、猛寇，没准哪天就被抓走，实在比较刺激。

    但既然来了，再跟皇帝说，其实我是忽悠您的，那天是喝多了，估计也不行，想来想去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

    后世有很多人，对熊先生相当不屑，说他没有能力，没有气魄，但在我看来，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。他自幼读书，当过地方官，也到过京城，还出过海（出使琉球），见过大世面，总体而言，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——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。

   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，比较怕事，比较没有打过仗，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，竟然是靠一项军功。

   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，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，此人的名字，叫郑芝龙。

    郑芝龙，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，有个著名的儿子——郑成功。

   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，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，成功搞定福建沿海，最终搞定自己，获得提升。

   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，骗得了上级，骗不了群众，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，许多人都认定，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。

    崇祯十年（1637）十月，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，迎接他的，是下属左良玉。

    刚开始的时候，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（没摸清底细），过了几天，发现熊总督黔“熊”技穷，除了天天开会，啥本事都没有，索性就消失了。没办法，像熊总督这种熊人，左总兵是看不上的。

    熊总督也急了，他本不想来，来了，将领又不听使唤，自己手下的兵力，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，又要完成业绩，无奈之下，只好使出老招数——招抚。

   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，最大的两股民军，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。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，刘国能有五万。

   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。

   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，但论江湖经验，跟张献忠、刘国能比，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，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，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，更何况，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，要想招降，是很困难的。

   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，还不是上面这些，他首先要解决的，是另一个问题——发通知。

   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，平时也没住在村里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，要找到这两个人，似乎很难，情急之下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，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，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，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。

    对此，左良玉嗤之以鼻，连杨嗣昌听说后，也只能苦笑。

    总之，在当时，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，大约是个笑话，笑完了，就该滚蛋了。

    然而这个笑话，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，继续了下去。

    过了不久，熊总督就得到消息，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。

   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，他表示，自己虽然兵强马壮，但是很想投降，很想为国效力，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，所以需要准备几天。

    这是鬼话。

    类似这种话，张献忠说的次数，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，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，专程忽悠一把，要换了洪承畴、卢象升等一干熟人，拉出去就剁了。

   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，除了逗人玩，还有客观原因。

  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，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，高迎祥垮台了，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，随时可能破产裁员，包括李自成在内。

    高迎祥死后，孙传庭就放出了话，只要搞定了李自成，他就退休回家。

   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，已经很吃力了，又来了这么个冤家，两下夹攻，连吃败仗，没办法，陕西没法呆了，只好掉头进了四川。

    偏偏年景太差，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，只能接着往前跑，前有追兵，后有堵截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     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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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    环境如此，张献忠混得也差，留个后路是必要的，所以找到了熊总督，当然，投降是不会的，先谈条件，过几年实在不行了，再投降。

    但他万没想到，过几天，他就会乖乖投降。

    因为几天后，一个消息传来，刘国能投降了。

    刘国能，外号闯塌天，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，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，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。

   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，也找上门来，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，但是很想投降，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，需要准备几天。

   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，跟张献忠的差不多，不同之处在于，他准备了几天，就真的投降了。

    崇祯十年（1637）十一月，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，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，服从改编。

    小时候，我读《水浒传》的时候，曾经相当厌恶宋江，觉得他替天行道，开始造反，很是英雄，最后却又接受招安，去征讨方腊，很是狗熊，同样的一个人，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？

    后来我才明白，造反的宋江，和招安的宋江，始终是同一个人。

    为什么要造反？

    造反，就是为了招安。

    当年的宋江，原本是给政府干活，而且还有职务，根据水浒的说法，日子过得很不错，除了拿工资，还勾结黑社会（如晁盖等人），吃点外快，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，给钱从不小气（宋江：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？），只是一时手快，在被检举之前，干掉了自己的小妾，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。

   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，跟张献忠不一样，他原本是读过书的，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，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，还是懵懂无知，竟然造了反，好在运气不错，这么多年没被干掉，还混得不错。

    但造反这活，混得不错是不够的，毕竟工作不太稳定，危险性大，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，希望在家孝敬父母，所以趁此机会，准备投降，换个工作。

    刘国能这一投降，就把张献忠吓懵了：投降，还有抢生意的？

    眼看问题严重，他立即派出使者，去找熊文灿，表示近期就投降了。

   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，没有盛情挽留，反而表示，关于投降的问题，还要研究研究，才确实是否接受。

   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，现在成了供大于求，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，麻烦了。

   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，非常机灵，立刻转变思路，决定，送礼。

   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，熊总督的道行很深（两广总督是个肥差），单是送钱估计没戏，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（反正是抢来的），派人送了过去，只求一件事，让我投降。

   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，如此好事，对熊总督而言，不干就不是人。他马上接受了投降，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。

   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，手下有七八万人，而他的驻地，在谷城（今湖北谷城）。

    消息传来，崇祯极为高兴，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，大加赞赏。

    杨嗣昌也很高兴，高兴之余，他提出了一个想法。

    客观地讲，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，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，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，天下就消停了。

   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，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，办一件事——打李自成。

   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，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，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，比如砍人放火之类，专用术语，叫沾点血，今后才好一起干。

   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，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，就让人干这种事，似乎有点过分，所以也就这么算了。

    对崇祯的信任，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作为投降专业户，他所要考虑的，是什么时候再造反，以及造反之后，什么时候再投降。

    实际情况，似乎也是如此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十月，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，很明显，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，开始私下联系，蠢蠢欲动。而以熊总督的觉悟，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，才能反应过来。

    然而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，一个消息，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。

    三个月前，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，跑到了四川，刚到四川时，李自成过得还可以，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，他就退往山区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李自成瞅了个空，又跑回了陕西。

   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，洪承畴都礼送出境，送出去就行，确保他别回来，并不多送，但这次李自成发现，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。     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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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，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，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、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。

   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，一直跟在后面，且玩命地打，比如曹变蛟，带着三千骑兵，跟了二十多天，连衣服都没换（未卸甲），连续击败李自成，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。

   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，是因为挨了骂。按照防区划定，陕西归孙传庭管，四川归洪承畴管，照孙传庭的想法，李自成进了四川，就别让他再出去了，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，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。

    孙传庭自然不干，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，让自己背黑锅，气得不行，就告了一状。

    这一状相当狠，崇祯极为愤怒，马上就批了个处分，那意思是，你想干就好点干，不想干我就干你，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，连夜开会，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。

    对方突然下猛招，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，连陕西都没呆住，只能往外跑了。

    一路往西北跑，跑了几天几夜，到了甘肃，终于没人追了。

    但过了几天，李自成才明白，不追是有理由的。

    在明代，西北是比较荒凉的，陕西的情况还凑合，再往外跑，基本就没人了，所以压根没必要追，让他自己饿死就行。

   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，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，没人、没粮，一个多月，损失竟然过半，已经穷途末路。

   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，没过几天，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，又回来了——从他的眼皮底下。

   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，毕竟刚刚作过检查，还出这么大的事，随即写信，向崇祯请罪。

   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让他戴罪立功。

   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，从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，马上找到孙传庭，要跟他通力合作，彻底解决李自成。

    孙传庭很够意思，啥也不说了，立即调兵，发动了总攻。在一个月里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。

    四仗之后，李自成只剩一千人。

   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，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。

   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，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，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，也带着人当了叛徒，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，感到了刺骨的寒意。

    如果是张献忠，到这个时候，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，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，他依然坚定。

    但再坚定，都要解决问题，李自成明白，老呆在山里，终究是不行的，必须走出去。

    经过分析，他正确地认识到，四川是不能去了，陕西也不能去了，要想有所成就，唯一的目的地，是河南。

    河南有人口，有灾荒，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，所以，这是李自成最好的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

    而从汉中到河南，必须经过南原。

    南原，位于潼关附近，是此去必经之路，为了交通安全，李自成在出发前，进行了长期侦查，摸清地形，为了麻痹敌人，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，直到所有官军撤走，才正式上路。

    一路上，李自成相当机灵，数次避过官军，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。

   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，只要通过这里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。

    一个月前，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，躲进山里的时候，孙传庭认为，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，必须立刻进山围剿，至少也要围困。

    然而洪承畴反对，他认为既不要围剿，也不用围困。

    孙传庭很愤怒，他判定，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，而且他的进攻方向，一定是河南。

    这一次，洪承畴没有反对，他说，确实如此。

    既然确实如此，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？

   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，是潼关南原，无论他从何处出发，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。

   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，他才发现，自己落入了陷阱。

    据史料记载，为了伏击李自成，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，每隔数十里，就埋伏一群人，山沟、丛林，只要能塞人的地方，都塞满。

    如此架势，别说突围，就算是挤，估计都挤不出去。

   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，就毫无悬念，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，挨了闷棍后，李自成开始突围，往附近的山里跑，然而跑进去才发现，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，于是又往外跑，跑了一天，没能跑出去。

   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，是他的精锐亲军，九年来，南征北战，无论是四川、陕西、钻山沟，绕树林，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。

    到了南原，就再也走不动了。()－最好的电子书下载网站